WeChat ID xxflawyer Intro 徐雪芬律师学法、说法、释法、弘法。 作者：李树亭律师 来源：新浪博客 我承认，我是一个迂腐的人。聂树斌案平反昭雪，我完成了自己的代理工作，也获得了张焕枝阿姨一家人及亲友的认可。但我一心想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”，因此，就连下一步的申请国家赔偿工作，我也决定不再介入，而是帮张焕枝阿姨物色了另外两位律师。但我又是一个眼里揉不下沙子的人，尤其是对罔视真相，歪曲事实，信口雌黄，造谣惑众的人，深恶痛绝，不管他的身份和群属是什么，或者曾经是什么。所以，我认真地检讨了自己一番，觉得作为阅读了聂树斌案复查和再审阶段全部卷宗的代理人，作为在代理过程中提交了许多份调查搜集的客观证据，以及记下了近10万字代理日记的知情人，有责任和义务对正在被别有用心之辈歪曲篡改的事实，以及针对聂树斌的泼污喷脏的文章和微博文字，作出反击或者回应。是以，虽然倦意像雾霾一样拂面而来，我还是打起精神，敲下两篇作文，之一便是《聂树斌没有强奸，你们却已高潮迭起》；之二便是《论堂吉诃德的自嗨》。曾经，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，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套用这个句式：没有仔细阅读过聂树斌案卷宗的人，没有认真调查事实搜集证据的人，没有站在公平、公正立场上的人，就没有资格对聂树斌案说三道四。但这几句话，似乎对一些人例外。这些人虽然不具备上述条件，也不掌握案件的客观事实和证据，却不影响他们口若悬河或者口若高铁，总之就是口水泛滥或者满嘴跑舌头。这其中便有一个名叫“李晓鹏”的，自称“这几天我连着写了几篇文章谈聂树斌案，其中多次谈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过度的问题”。我刚刚坐在高铁上看过的，便是《被放大的恐惧和被忽略的危害——再评聂树斌案与最高法判决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恐惧和危害》）。我只想告诉你：无论是写是谈，皆属于你的宪法权利，言论自由的权利。但是，请不要往聂树斌身上喷脏泼污，那既不道德，更不磊落。尤其是，你还自述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过法律，更应该熟知“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这句话。在《恐惧和危害》中， 你洋洋洒洒写下了很多，很多。在高铁驶入隧道的这一刻，我的脑海中呈现了一幅画面：一队队白衣素裙的文字，正被沦落在一条脏臭污浊的河流。老实说，我对尊驾的文字没有任何兴趣，只是因为相关内容涉及到了聂树斌，我不得不引用在此，以便各位看官清楚你对聂树斌说了什么，而我作为曾经的代理律师，又替聂树斌回应了什么。你说：“我不担心成为聂树斌，因为我不会没事骑着自行车去女厕所偷窥。绝大多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都不会去女厕所偷窥，发生奸杀案之后警察不会莫名其妙找到我们头上。”除非是傻子看不明白，你的言下之意非常肯定：聂树斌是因为没事骑着自行车去女厕所偷窥，因而发生奸杀案之后才被警察找到头上的。我请问尊驾：聂树斌何时没事骑着自行车去女厕所偷窥了？是尊驾目击了他偷窥的行为，还是他偷窥了尊驾的家人？于是尊驾充当了那个反映情况的群众？我知道，你一准儿会给自己找理由说：是公安机关侦查卷宗里披露的。不过，我仔细阅读了卷宗，从来没有公安机关所谓反映情况的群众存在，当然更没有这位革命群众在聂树斌被抓起来后，来辨认或者确认聂树斌就是尾随妇女并偷窥的人。你凭什么就断言聂树斌去女厕所偷窥呢？我走访过聂树斌小学、技校、校办工厂时期的多位同学、同事，他们都向我证实：聂树斌是一个内向本分的人，并且胆子较小，即便放学或者外出玩儿，都是和同学结伴而行，没有任何盗窃以及流氓行为。即使现在，公安机关也没有任何一条证明聂树斌存在“流氓盗窃行为”的证据，甚至连革命群众的投诉材料也没有。你说：“聂树斌真没有杀人的可能性很小。对他的审理符合那个年代法律规定的完整的司法程序，并不是一抓进警察局就屈打成招然后给处死了。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刑讯逼供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警察、检察官、一审人员和二审人员存在合谋。”既然你已写过几篇文章谈聂树斌案，既然聂树斌案的部分卷宗被公布出来，你只要认真看上五分钟，再运用你所学过的法律知识，简单提示就是1979版《刑事诉讼法》和1987年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，你就会发现聂树斌案的侦查和审判，都严重违反了上述规定，因此也是漏洞如筛。至于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刑讯逼供”，我先把证人纪先生的证词照录于此：“我对他印象特别深。当时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少言寡语，不怎么爱说话，特别瘦。在看守所羁押的犯强奸罪的比较受歧视，但我没有歧视他，我挨着他睡觉，我俩年龄差不多大，经常聊聊天，谈谈心。聊得最多的，就是分别被刑讯逼供的事儿。他聊起来以后，说每次提审都是生不如死的感觉。我就问他，有些开玩笑地说：“你犯强奸，判多少年都值了。”他每次都是哭着跟我说：“我什么也没干。公安人员打的我，几乎每次都把我打迷糊，必须完全按照公安人员的讯问笔录回答问题，才挨打少一点或者不挨打。”我问：“怎么打你了？”他说：“用旧电话机电是经常的事，用特制的皮管子抽，长时间不让睡觉，不给饭吃，不给水喝。等精神几近崩溃和恍惚的时候，公安人员就让在他们提前写好的询问笔录上签字。”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坚持不签字？”聂树斌说：“我坚持不下来。坚持下来就在看守所见不到我了，早被他们打死了。”另有一位李先生，他虽然出于家庭因素，最终没有接受调查取证，但在和朋友的交流中明确表示：“他冤否我说不清，喊冤绝对是真实的。”李先生与朋友涉及聂树斌案谈话的视频，我都已经提交。这不是证据又是什么？我知道你又会说：这都是言词证据，不是讯问过程的录像。那么，好吧，请你说服公安机关公布讯问过程录像吧，如果有的话。还有，聂树斌的供述也属于言词，却被你整篇文字都作为有罪的证据。你说：“从头到尾一直认罪，到了检察院提审的时候不翻供，见了律师不翻供，见了家人不翻供，法庭上不翻供，尤其是在被一审判处死刑以后还不翻供，仍然承认有罪，而最后被认为是冤案的，我只能找到这个聂树斌案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认为聂树斌案是冤案的可能性很小。考虑到他还有不时去女厕所偷窥的习惯，如果说他见到一个年轻女性独行，就心生歹念意图强奸最后导致杀人，这个情况也是完全合理的”。如果一个人，明知自己没有强奸杀人，明知认下这桩罪行的后果就是死刑，可还是在“强烈的攻心政策下”认下，这说明了什么？只能说明当时生不如死。还有，无论是公安人员还是他自己，都证明他1994年9月23日至9月27日，想“逃避打击”“隐瞒过关”。这是从头到尾都认罪吗？还有，他什么时候见了他的家人？又是什么人给他安排了与家人会面的时间和机会，让他对家人鸣屈喊冤？一审判决后二审法官提审他时，开口便是：“我们是省高院的，今天依程序提审你，你要如实回答，否则会加重你的处罚，你听清了吗？”试想：一个已经在生不如死之际承认了强奸杀人，之后觉得或者被人告知翻供无望，甚至态度不老实还会加重惩罚的被告人，他除了坚持态度好（也就是认罪不翻供），请求宽大处理外，还能有什么样的选择？说到根本，一直认罪并不证明就真的犯了罪，正如一些标榜自己是英雄是正人君子，并试图从聂树斌案获得高潮的人，并不真的就是英雄和正人君子，而是贪婪地吞吃聂树斌血浸馒头的人。你认为聂树斌是冤案的可能性很小，你没有证据；我认定聂树斌案是冤案，并用证据证明了这一点。这就是我的话比你权威之所在。你说：“最高法给聂树斌翻案，并没有否认本案的核心证据——也就是聂树斌本人从头到尾一直认罪。也没有找到诸如刑讯逼供等新的证据，判决书里面完全不提王书金承认自己才是真凶的事情，也就是相当于没有找到任何新证据可以推翻二十年前的判决。”我请问：你看过、看懂最高法的判决书了吗？最高法的判决书，恰恰对聂树斌的有罪口供做了充分的否定；虽然没有采纳代理人聂树斌遭受刑讯逼供的证据和意见，但对代理人“不能排除指供和诱供的可能性”予以采纳。最高法的判决书中完全不提王书金，是因为王书金案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。也就是说，即便完全排除王书金供述的因素，聂树斌案也是站不住脚的，也要依法宣判无罪。写到这里，我真的怀疑你是否在中国人民大学学过法律，怀疑你的法律知识学到了什么地方，以及，你的毕业证又是怎么拿到的。我也决定不再引用那些自以为是的文字了。我怕心底的怒火会让我失去理智，一下子回到我的愤青时代，我会动用一切的语言工具，来回击尊驾在内的一切信口雌黄的人（参看《我的愤青时代》）。关于聂树斌供述强奸的问题，我在听证会上、在11月25日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合议庭全体法官听取申诉意见时，阐释得非常清楚：聂树斌供述的强奸过程，不仅情节细节每次都互相矛盾，且根本不符合常理。这个在学校根本没有学过，在工作后也没有接触过性知识的农村青年，甚至分不清男女生殖器官学名及结构，而统统以“我的小便”、“她的小便”指称。其一次次供述把受害人的短裤褪到膝盖，把自己的小便放到被害人的小便之处，动了几下就射了精，这有违性交的基本常识吧？姑且不说在本案中根本没有检测到他的精斑，也不说其在紧张的环境下强奸能否完成，即便是当时洞房花烛夜，能不能完成人生的第一次还要打个问号，凭什么就认为他强奸了受害人呢？你或许又说，那你也是推测他没有强奸啊！好吧，我就给你举个重口味的证据：有过看守所羁押经历的人都知道，所有犯罪嫌疑人中，被瞧不起或者遭歧视的，就是强奸犯罪。虽然瞧不起，但是拘禁生活无聊，闲时便要强奸犯罪嫌疑人讲强奸过程和具体情节、细节。如果不讲，可能就被语言攻击。聂树斌每次都讲不出来，终于有一天忍受不住带着哭腔说：“我根本连女人的屄都没有见过……”当你见过这句证言后，你还坚持你的夸夸其谈，我只能套用聂树斌的句式：“我根本连你的脸和良知都没有见过……”关于刑讯逼供，在我所做的不多的刑事案件中，已经有邯郸某中学教师张东身，河北省冀东监狱干警李久明，以及千万人关注的聂树斌。张东身也与聂树斌一样，被指控强奸杀人，但他与李久明比聂树斌幸运地是，我都找到了他们遭受刑讯逼供的证人和物证；而聂树斌，则功亏一篑。我曾探讨过刑讯逼供的原因，今天也不妨摘录部分在这里：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目的，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，惩罚犯罪，保护人民，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，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；刑事诉讼法的任务，是保证准确、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，正确应用法律，惩罚犯罪分子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。为了在打击犯罪的同时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，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，其中重要的一项，就是：“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，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”但是，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，这些基本原则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。表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即是：从立案侦查、审查起诉、审理判决到执行，打击的色彩韵味浓厚，而保护的环节相对薄弱，致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，不仅无法得到尊重、保障，甚至遭到了近乎随意的处理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被漠视甚至侵害，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， 在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的潜意识里，尚存“有罪推定”的概念，并由此产生一种习惯性思维：一个人有犯罪嫌疑，或者被刑事拘留、逮捕、审判，那他就成了坏人，他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说的一切，就都是为自己的罪行开脱，狡辩，根本不必予以理睬，更不必说要调查、核实、采信；其次，一些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先入为主，信奉罪从供出：有了口供，就有了破案线索、方向，案件往往迎刃而解；没有口供，案件往往就无从下手，久拖不决，甚至无法结案。所以他们为图省事和走捷径，不去调查研究，收集证据，而是千方百计采用引供、诱供、指名指事问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；甚至对被讯问人滥施刑讯毒刑，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；再次，在一些司法人员，尤其是少数侦查机关人员意识里，刑事案件只要一办，就不能无罪，而必须有罪。有时明明已经知道案件证据不足，还要把错案一错到底。因为觉得办错案件，不仅不能立功受奖，受到表彰提拔，还要内部受到追究，遭到批评或处分。于是，甚至法院认为无罪了，侦查机关还坚持要求定罪。聂树斌案的平反昭雪，不仅是匡扶倒在泥泞中的人间正义，推进司法制度的完善，也是警示司法机关真正从法律和制度上，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权益，特别是铲除刑讯逼供的土壤，而不是仅仅为了与几个办案人员过不去。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已经宣判聂树斌无罪的情况下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，利用公众并不掌握全部案件信息，还在赤膊挽袖，往聂树斌的身上泼洒脏水，其心地之歹毒，手段之卑劣，就好比旁人把这些人的祖先从坟墓中扒出来，朝着那些腐尸脸上浇上一泡骚尿一般。我想，你们还是组成模拟法庭，审判一下你们的良心和人性，不，人味，更好一些。聂树斌已经无法与你们分辨；聂家人搞不来你们的口若悬河或者满嘴跑高铁。好在还有我，我不仅掌握聂树斌案全部卷宗，以及所有不构成强奸杀人的证据，而且，我有责任和义务，维护聂树斌的清白。还有一点就是：我从不惧与你们这类高级动物撕逼。只是善意地提醒你们，下次发表你们自以为是的髙见时，最好摆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，否则，本想借消费聂树斌去获得高潮，却被人撕得鲜血淋漓，殊为不值。你们可以抱团狂嗨高潮，但请别糟蹋聂树斌。因为：他没有强奸杀人！ 点击左下图“阅读原文”，您将看到本律师晚上刚刚撰写的《警察、刑讯逼供、合理怀疑和聂树斌案》。 Learn about writing a valuable comment Scan QR Code via WeChat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